从“保姆”到“家政工人”

肖所伟陈杰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院

随着中国社会逐渐进入老龄化、少子化阶段，广义的家政服务——母婴护理、幼儿照护、养老、家务、保洁等正日益进入更多城市家庭。作为高度融入私人家庭的有偿照护服务形式，家政服务关系可以成为我们理解照护市场化过程中经济、权力、情感、伦理等复杂关系的一扇窗口。

我国家政服务业发展近四十年，家政服务的意义和雇主—家政工关系的建构发生了一系列变化。这既是市场逻辑的作用，也受到中国社会各种历史传统的影响。家政工的就业不仅与家庭内部照护组织形态和成员关系的变化有关，还涉及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转型和组织力量的崛起。这说明对市场与家庭关系的认识需要嵌入特定的社会、文化和制度背景中。

本期将围绕“家政服务关系”推送一批相关研究论文，研究者们用自己的问题意识和理论工具去探索自己眼中的重要问题。我们以十年为单位，将时间段划分为三个时期：1990年代中后期至2000年代初期、2000年代中后期至2010年代初期、2010年代中后期至2020年代初期。这大致对应了我国家政服务市场的发展阶段，从而一窥不同时期我国“家政服务关系”的特点，大致勾勒出该领域的研究进展。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至 21 世纪初：

“小保姆”与城乡、阶级关系

这一时期，家政服务需求快速发展，并开始出现由精英阶层向“城镇化”发展的趋势，不同的中下层女性劳动者进入家政服务业，由外来农村青年女性组成的“小保姆”群体成为重要主体。研究者关注“雇佣家政工”社会合法性的话语建构，以“小保姆”为焦点分析雇佣关系中的主体性，探讨新时期雇佣关系与传统家政服务制度、社会主义劳动传统的断裂与衔接。一些研究关注雇佣关系背后深层阶级关系、城乡关系、性别关系的变化，另一些研究开始关注二者关系的复杂性。

1.闫海荣，“知识分子的负担”与家务劳动：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性别与阶级（上）》，开放时报，2010(06)：102-120；阶级话语与转型：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性别与阶级（下）》，开放时报，2010(06)：121-139。

闫海荣的研究核心是阶级、城乡和性别关系如何在家政就业问题上交织在一起。其主要田野研究在1998-1999年进行，探讨了20世纪80、90年代社会话语视角下家政就业意义的重构，以及此语境下城市精英对于“理想保姆”的想象和农村年轻保姆的“主体转型”。

文章指出，在20世纪80年代，家务劳动所固有的性别问题被一个阶级问题——知识分子阶层的负担问题所取代。在推动全社会现代化的目标下，知识分子阶层负担话语诉诸社会理性，要求政府和社会关注和同情这一将对现代化作出重要贡献的特定阶层。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经济改革的推进，社会生活日益商业化，私营经济的发展和新富阶层的壮大，家务劳动作为一种负担也经历了话语转型，从社会理性的逻辑转向个人理性的价值逻辑。家务劳动成为个性化时间管理中成本效益计算的一部分，家务劳动所花费的时间和劳动越来越被置于市场价值体系的底层。这些话语实践将使引入另一阶层女性——流动农村女性“外包”家务劳动的行为合理化。

在此背景下，闫海荣对90年代雇主追求的究竟是怎样的雇佣关系与社会关系进行了批判性分析。“理想保姆”形象是新的市场逻辑（如“工作赚钱”和品质话语）与传统美德（如“为人民服务”）的结合，而农村妇女“配得上”当保姆，但她们不是理想保姆。雇主意识到“合适”的雇佣关系需要培育外来家政工新主体，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劳动积极性和情感劳动，他们更喜欢没有受到市场污染、像“一张白纸”一样的农村青年女性对雇主“合适”和“专心”。家政工劳动力的商品性是雇主与家政工关系的主要方面，情感是必要的，但从属于雇佣关系并受其支配。 然而年轻保姆通过家庭生活的再教育、劳动的再学习而实现的主体性转型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过程。

2.冯小霜，转型社会中的保姆与雇主关系：以北京为例，《转型社会中的中国妇女》，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25-47。

冯小双的研究反思了阶层框架在分析中国社会“雇佣关系”中的局限性，探讨了等级制的保姆传统和平等个体的社会主义传统对当代保姆关系的影响。基于作者2002年至2004年对家政工人和雇主的访谈，文章指出，在保姆与雇主的关系中，出现了不同于旧有个人依赖关系的“新质”。追求人格平等、承认谈判资格、使用“弱者武器”（如罢工、讨价还价、八卦雇主等）成为家庭关系中常见的内容；在非正式市场条件下，对雇员的污名化和人身侵犯固然存在，但为其提供资源、福利、发展机会（如资助上大学、帮助找工作、节日奖金）甚至情感支持也并不罕见。

文章生动地呈现了雇主与保姆关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指出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随着保姆需求的日益旺盛，两者关系甚至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逆转，由传统的保姆对主人的依赖转变为（部分）雇主对保姆的依赖。雇主与雇员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冲突，也存在着以理性对待彼此利益共同体为基础的“情感秀”、被照顾的老人、儿童、单亲妈妈对保姆的“反向”依赖、建立亲属关系式的交往互动等“善意策略”。由于照顾关系的特殊性，雇主与雇员之间的互动体现了城乡二元结构下两大群体的结构性差异，也存在着大量个体之间的相互讨价还价和妥协。

2000 年代中后期 – 2010 年代初期：

劳动与亲密陌生人的视角

进入新世纪，随着“家政服务人员”被纳入国家职业目录，《家政服务人员职业技能标准》和《国家保姆职业技能标准》的修订颁布，家政服务业正规化的序幕被慢慢拉开，家政服务公司逐渐介入家政工的培训和管理。这一时期的研究者开始从劳动社会学的角度来探讨这一问题，引入“劳动过程”和“情绪劳动”等相关理论进行分析，“亲密陌生人”和“虚拟家庭”等概念也开始出现，更加理论化地探讨雇主和家政工之间复杂的情感层面。

1.苏益晖，控制与反抗：家务劳动过程中雇主与家政工人的博弈，社会，2011：178-205。

苏益慧的研究基于2009年至2010年对北京地区家政工人的访谈，明确以劳动过程理论为框架来分析家政服务关系，重点关注雇主与家政工人之间的“控制”与“反抗”。文章借鉴国际相关文献的洞见，指出与传统的主仆关系不同，家政工人与雇主之间的关系不是从属（依附）关系，具有“公/私”二元性，在“依附”与“专业”之间游离；与现代产业工人雇佣制度不同，家政工人雇佣制度下的“照料”劳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以满足对方需求为目的的情感劳动，无法生产出脱离工人本身的商品。其次，基于“全球化”、“社会不平等”和“情感商品化”等视角的审视与反思，作者认为家政劳动过程呈现出比其他类型服务人员更为复杂的阶层关系。 也就是说，虽然雇主确实存在时间纪律、分区监控、情绪管理等控制，但家政工人并非完全没有主动权，而是可以通过“解雇雇主”、利用被照顾者的依赖性、搭建前后端（从住家保姆到小时工）等方式争取对劳动过程的控制权，避免陷入“理念”与“执行”割裂、身心分离的境地。

本文也将家政公司放在了“台前”，指出在家政公司刻意培养的“发展主义”意识形态下，家政人员有时会将“职业道德”与“公民义务”、“自我发展”挂钩，从而在博弈过程中主动做出让步、成为“榜样”，但这种同意“改进”的想法和让渡权力的行为，更多的是妥协的结果。

2.孙中山，《中国女佣》：媒体与传播，2009年。

孙万宁的研究关注21世纪中叶媒体话语与日常实践中的家政工作，研究时间集中于2005年至2006年。作者指出，家政工作是“亲密的陌生人”——它在家庭内部承担情感劳动，却始终被置于家庭关系之外，甚至被视为对家庭安全的潜在威胁和对个人隐私的“侵犯”。这种状况在一定程度上源于雇主对“家政劳动”与“家庭生活”认知的矛盾与紧张。一方面，雇主希望将家政工作外包，但另一方面，他们又受到日益流行的“隐私”观念——家庭作为私人生活的场所——的影响，认为它不应该被外人“侵入”。

作为媒体与文化研究学者，孙万宁也谈到了21世纪初期至中期一系列有关保姆“风险事件”的报道和讨论，这些事件将以农村妇女为主的家政工人塑造成不懂法律、行为不理性、身心无纪律的形象，进一步引发雇主的恐慌，导致对家政工人的进一步监视、控制和惩戒。

2010 年代中后期至 2020 年代初：

专业化和多元化的可能性

随着《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家政服务业发展的指导意见》（2010）、《关于家政服务业发展的指导意见》（2012）等政策的出台，家政服务进一步产业化，组织力量进一步加强，内部也出现分化，一些工种开始确立“职业”身份；同时，从业主体也由以前的“小保姆”转变为以已婚育人、农村流动妇女为主的“阿姨”。这一时期的研究更加关注“公司”的力量，开始尝试探索“雇主—公司—家政工”的三角关系，关注职业化给家政工与雇主关系带来的变化，以及雇主与家政工之间建立更有意义的社会关系的可能性和社会条件。

1.刘玉婷、肖索炜，“工作时把雇主当家人，相处时把自己当外人”：住家佣工雇佣关系与情绪劳动研究，妇女研究论坛，2020(04): 73-87。

刘玉婷、肖索炜的研究突出大型家政公司对家政工人职业形象的塑造及其对雇主-家政工人关系的影响。研究基于2018年至2019年对家政公司的参与式观察和对家政工人的深度访谈家政公司和家政服务公司的区别，指出商业组织会界定雇主与家政工人之间明确的职业界限，避免跨越雇佣关系的边界，从而塑造家政工人的职业情感规则，建立以“耐心”为基础的“服务意识”。大型家政公司通过培训、情感疏导、身份培育等方式渗透商业关系定义和情感规则，从而推动雇佣式的“外人”关系成为当代雇主-家政工人关系的基础，并引导家政工人在此基础上以“家庭”情感为工具完成工作需要。

这种市场化的雇主-家政工关系在家政工入户实践中面临多重张力，这与家政服务在私人家庭中进行、高度介入私人生活密不可分。这些张力体现在家政工在工作时对“家人”情感的投入与在与他人相处时保持“外人”身份的矛盾，以及基于生活的劳动所带来的“工作”与“相处”的模糊性。此外，不同的雇主家庭，甚至同一家庭的不同成员对与家政工的关系认知可能存在差异。作为职场的私人生活使得人际关系的基本逻辑变得无形。长期的相处和密切的接触使得市场化的雇佣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私人关系成为可能，这可能给家政工带来一些情感反馈和实际利益，但这种私人关系往往建立在双方高度不平等的社会地位之上，家政工需要付出额外甚至“超乎寻常”的情感劳动来换取对方提供的物质、社会和情感资源。

2.梅晓，情绪劳动中的积极体验：深度表现、符号秩序与劳动自主，社会，2020：111-136。

梅笑的研究基于2019年对月嫂和雇主的访谈，作者引入文化社会学的视角，探讨护工如何通过边界工作创造积极的工作体验。研究发现，月嫂通过“深度表演”的策略，主动打破边界，将工作关系拟亲属化，进行一定程度的“慈善性”劳动，并通过塑造“育儿专家”的形象建立符号秩序，从而在与雇主的互动中占据主动。这两种策略都是工作者通过建构符号边界来挑战社会边界，从而获得积极劳动体验的过程。

作者表明，建构有意义的雇主-工人社会关系是月嫂劳动的一部分，这些“边界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不仅有助于月嫂获得更积极的劳动体验，也往往带来更好的护理效果。文章还呈现了市场化照护中工人与服务接受者关系的多重性，突破了家庭作为雇主处于强势地位、工人作为受雇方处于弱势地位的简单认识，指出在照护活动中，被照护者往往处于体力上的弱势地位，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雇主”一方的弱势心理。在月嫂试图建构的符号关系中，她们不仅是“恭敬”、“听话”、“有爱心”的低级服务提供者家政公司和家政服务公司的区别，也扮演着“育儿专家”等高级权威角色。 月嫂的策略并非与产妇争夺权力，而是利用并扭转家庭内部原有的权力关系（如年轻夫妇与老年人），凸显了劳工政治与家庭政治的交织。文章还探讨了雇主与家政工人之间建构有益的符号边界背后的社会条件。

3.梁猛,李昆熙,冯雪.资本之矛与劳动之盾：中国家政工情绪劳动本土化模式研究.社会学研究,2022(02):23-44。

梁猛等的研究基于2017—2018年对家政工的访谈和2020—2021年对雇主的访谈，探讨了除了商业情感劳动模式之外，雇主与家政工之间是否还可能存在其他模式，从而建立起更为良性的社会关系。作者反思了情感劳动理论关注的情感疏导与疏离在中国家政工与雇主关系研究中的适用性，指出不同国家特定的文化背景和社会传统是影响雇佣关系多样性的重要因素，并强调除了权力关系视角和专业视角外，还应重视本土化视角的引导作用。

文章对“天然情感模式家政工”的生成与维系机制进行了描述与分析，指出其不同于资本控制下的主流商业情感模式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苛刻的顾客”与“异化工人”的二元对立形象。在中国“关系导向”、“熟人社会”与“相互信任”的文化背景下，雇主与家政工在交往中存在着多重实践的可能性。情感劳动可以成为家政工构建良好工作环境的支持性资源（“劳动盾牌”），而不仅仅是资本控制与剥削的手段（“资本长矛”）。但文章也指出，上述天然情感的形成与维系仍需依赖一定的工具性基础和长期的谨慎应对与沟通，必须在一定程度上与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相抗衡，并可能带来劳动报酬谈判的困难，因此体现出一定的脆弱性和稀缺性。

轮值主编：肖所炜（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家庭社会学专业委员会主任）

审稿人：罗艳（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学院、家庭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

编辑：赵东阳（华中科技大学社会科学学院）

图片：取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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